超市回应女子将娃放绿豆框里玩耍。

　　2025年7月13日，江苏扬州乐润超市内，一名女子将穿着纸尿裤的幼儿放入散装绿豆框中玩耍，孩子赤脚踩豆、抓取入口，家长却在一旁拍摄嬉笑。尽管有顾客劝阻，该女子仍未制止，导致近30斤绿豆因污染报废，超市直接损失超2000元。次日，超市紧急下架召回同批次商品并追责涉事家长，这一事件在社交媒体引发关于公共文明、商业管理、法律责任的激烈讨论。

　　

　　核心论点：公共空间“无意识越界”折射社会规则意识的结构性缺失。

　　超市散装食品区本质是“商品-消费者”的契约空间，其卫生标准受《食品安全法》约束。涉事家长将幼儿放入绿豆框的行为，不仅违反了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中“经营者应保证商品安全”的对应义务，更触碰了公共场所行为规范的底线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国商超因消费者不当行为导致的商品损耗率达3。7%，其中因儿童接触散装食品造成的污染占比超60%。这种“无意识越界”背后，是部分群体对公共空间属性的认知错位——将商品陈列区等同于家庭客厅，将消费行为异化为娱乐表演。

　　

　　分论点一：商业管理存在“事后补救”的被动性缺陷。

　　超市虽在事件后迅速下架召回商品，但其事前防范机制明显滞后。对比日本永旺超市的“三重防护体系”：散装食品区配备透明防尘罩、设置1。2米高隔离带、每15分钟巡查一次，我国商超散装食品区的防护漏洞普遍存在。乐润超市监控显示，涉事区域未张贴“禁止触摸”标识，工作人员在事件发生5分钟内未介入劝阻。这种管理惰性导致公共空间沦为“道德试验场”——当规则执行缺乏刚性，不文明行为便获得滋生土壤。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调查，加强物理防护和人员巡查可使商超商品污染率下降42%，但多数企业因成本考量选择“风险共担”。

　　

　　分论点二：家长监护责任存在“法律盲区”与“道德失焦”双重困境。

　　从法律层面看，家长行为涉嫌三重过错：其一，违反《民法典》第34条监护人职责，放任幼儿接触可能引发窒息的绿豆；其二，构成《食品安全法》第148条规定的“污染食品”侵权，需承担民事赔偿；其三，破坏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23条的公共场所秩序，超市可要求行政处罚。但从道德层面审视，家长拍摄视频时的嬉笑态度，暴露出部分群体对公共规则的轻蔑——将儿童行为视为“天真无邪”，将他人权益视为“可以牺牲的代价”。这种价值观扭曲比事件本身更危险：当“熊孩子”背后站着“熊家长”，社会规则便失去最后一道防线。

　　

　　反论点：技术手段能否替代规则教育？

　　部分网友提议在散装食品区安装智能监控，通过AI识别儿童接近行为并自动报警。但东京大学商学研究显示，技术干预仅能解决30%的不文明行为，剩余70%仍需依赖规则意识内化。更关键的是，过度依赖技术可能削弱人的主体责任——当摄像头成为“电子保姆”，家长更易产生“有人兜底”的侥幸心理。乐润超市事件中，若家长能在第一时间制止幼儿行为，技术手段本可成为冗余配置。

　　

　　驳论：公共文明建设需要“惩罚性约束”而非“宽容性共情”。

　　有观点认为“家长可能不了解规则，应以教育为主”。但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国商超不文明行为劝阻成功率仅28%，其中63%的失败案例源于“宽容性共情”。在乐润超市事件中，其他顾客的劝阻被家长无视，恰恰证明单纯教育已失效。新加坡《公共环境卫生法》规定，在超市污染食品可处5000新元罚款或3个月监禁，这种“惩罚性约束”使其商超不文明行为发生率不足0。5%。规则需要牙齿，共情不能替代底线。

　　

　　前瞻性建议：构建“预防-惩戒-修复”的全链条治理机制。

　　破解此类困境需三方协同：其一，商超应建立“防护标准化体系”，如散装食品区必须配备防尘罩、警示牌、巡查记录仪；其二，立法机关需完善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实施细则，明确污染食品的赔偿标准（建议按商品售价10倍处罚）；其三，社区应开展“公共空间行为规范”教育，将超市规则纳入学龄前儿童启蒙课程。据清华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模拟测算，若上述措施全面落地，商超不文明行为发生率可从目前的8。3%降至1。5%以下。

　　

　　从“绿豆框童趣”到“公共文明考题”，这起事件撕开了社会规则意识的一道裂痕。当30斤被污染的绿豆成为文明代价，我们更需清醒认识到：公共空间不是“法外之地”，每一次“无意识越界”都在消解社会信任的基石。或许，真正的文明进步不在于指责某个家长，而在于让每个走进超市的人都能明白：你购买的不仅是商品，更是对公共规则的敬畏。

　　

　　餐饮商家被迫卷入外卖补贴战。

　　

2025年7月的外卖市场，美团、淘宝闪购、京东三大平台掀起“百亿补贴战”，消费者以“0元奶茶”“9。9元米粉”薅羊毛，骑手收入因订单激增短暂上涨，但餐饮商家却陷入“虚假繁荣”的困局：一单原价19。8元的米粉，顾客实付9。9元，商家扣除平台抽佣、配送费、物料成本后，到手不足1元。这场资本主导的“流量狂欢”，暴露了外卖行业生态的深层危机。

　　

立论点：外卖补贴战本质是资本对餐饮生态的“掠夺式开发”，短期刺激消费的代价是行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系统性损伤。

　　

分论点一：商家被算法与流量绑架，陷入“亏损换单量”的囚徒困境平台通过“流量倾斜”与“排名算法”构建了商家无法挣脱的枷锁。某米粉店老板徐婷的经历极具代表性：她本不愿参与补贴战，但加盟品牌方为冲单量、赚物料差价，强制将其纳入活动；而个体商家蕾蕾因周边奶茶店集体降价，被迫“打不过就加入”。数据显示，参与“满减”“免单”活动的商家，单量虽暴增10倍，但利润普遍下降60%-80%。更荒诞的是，平台区域经理为完成KPI，私自为商家报名活动，如糖糖的双皮奶被挂上“满12减10”后，实付3元订单让商家倒贴成本。这种“被背刺”的机制，本质是平台将补贴成本转嫁商家，通过算法剥夺其定价自主权。

　　

分论点二：消费者被低价驯化，消费价值观扭曲社交媒体上，“65元搞定一周伙食”“零元购攻略”刷屏，用户为凑满减购买不需要的商品，为抢免单守候至凌晨。某白领坦言：“现在点外卖不是因为饿，而是因为‘有优惠不点就是亏’。”这种非理性消费不仅造成食物浪费，更默许了平台转嫁成本——当茶饮品牌使用过期原料后，部分消费者仍表示“只要便宜，卫生差点也能接受”。平台则通过补贴收集用户数据，构建精准消费画像，为未来“千人千面”定价和广告投放铺路。当用户习惯依赖外卖平台，议价权便集中到资本手中，未来可能通过提高配送费、商家佣金等方式回收成本，形成“补贴-垄断-收割”的闭环。

　　

反论点：补贴战带动消费增量，骑手与商家短期受益支持者认为，补贴战释放了服务消费潜力：美团单日订单突破1。2亿，淘宝闪购日活超2亿，骑手收入普涨50%，餐饮行业迎来20%销量增长。但这种“增量”是建立在扭曲的生态之上。首先，骑手收入增长源于超负荷工作——某骑手晒出订单，3公里配送被要求28分钟内送达，系统规划路线需逆行闯红灯；美团“准时宝”、淘宝“极速达”等榜单将收入与排名挂钩，迫使骑手主动延长工作时间至每日14小时。其次，商家增量是“虚假繁荣”：徐婷的店铺堂食与外卖占比从3！1变为1！7，精心装修的店面沦为“打包车间”，而“薅羊毛”的新客几乎无复购率。更致命的是，当补贴退潮，用户会回归理性消费，但商家已因扩张产能陷入“产能过剩”陷阱——如连锁餐饮蛙来哒调研显示，超30%消费者仅因优惠下单，无品牌忠诚度。

　　

驳论：平台“烧钱换市场”不可持续，监管介入迫在眉睫平台并非不知补贴战的危害，但陷入“流量囚徒困境”：美团单日补贴亏损或达8000万元，淘宝500亿补贴分12个月执行，京东“零佣金”政策导致商家“薅羊毛”后流失。某外卖平台前高管透露：“现在大家都在赌对手先撑不住，但谁都不敢先收手。”这种资本游戏已引发监管警惕：2025年5月，五部门约谈京东、美团、饿了么，禁止“二选一”、大数据杀熟，要求停止通过补贴扭曲市场竞争。京东被迫收缩“拼好饭”等低价业务，转向即时零售；美团优化算法，为骑手预留弹性配送时间；淘宝试点职业伤害保险，试图平衡效率与安全。这些举措表明，行业正从“流量争夺”转向“价值创造”，但转型阵痛不可避免——京东一季度新业务亏损13。27亿元，美团需通过增值服务弥补抽成损失。

　　

前瞻性建议：重构“商家-平台-消费者”利益平衡机制破解困局需多方协同：其一，平台应建立“成本共担+利润保障”机制，如美团与品牌餐饮合作推出“品牌卫星店”，省去门店成本，让商家专注外卖经营；其二，监管需强化动态合规，要求平台定期报送商户资质，建立“黑名单”共享系统，防止“幽灵餐厅”跨平台转移；其三，消费者需意识到低价背后可能是品质缩水或劳动者权益受损，通过“用脚投票”支持品质商家，推动行业回归“价值竞争”。例如，上海某社区发起“拒绝9块9外卖”倡议后，周边餐饮店堂食客流量回升30%，商家得以专注提升菜品质量。

　　

外卖补贴战的本质，是资本用短期利益绑架行业生态的“掠夺式开发”。当商家在算法中失去定价权，当骑手在系统中沦为“工具人”，当消费者被低价驯化为“薅羊毛机器”，这场狂欢已背离商业本质。真正的行业进步，不应建立在资本烧钱、技术压榨、人性扭曲的基础上，而应通过创新供给、优化服务、保护劳动者权益实现。否则，当泡沫破灭时，留下的只有商家倒闭的空铺、骑手事故的新闻，以及消费者对“便宜没好货”的集体觉醒。